“……锡崖沟，因地形险恶，绝路，沟人多自给自足，自生自灭。偶有壮侠之士舍命出入。”这是陵川县县志里关于锡崖沟的一段描述。
这里地处山西与河南的交界点，通往山西的一条险径几乎是挂在悬崖峭壁上；去河南必须攀崖而下，走的是“蚂蚁梯”。
在没有修通公路的那些年里，沟里人过着“原始人”的生活。满树的黄梨和山楂，满山的中药材，吃又吃不完，只好眼睁睁看着它烂在地里。
因为没有路，村里急病得不到急救的人，已死了30多口。
村民郎万林腊月里从河南背回30斤煤油，想让乡亲们过年点上灯。在爬山“路”时，连人带油桶掉进几十丈的深渊，幸被树桩挂住。
沟里只有小学，上中学得到50里外的乡里，村民们谁也不忍心让孩子受那个罪。
村民们不知道山外是个啥世界。公社电影队来放映《地雷战》，一些妇女以为“鬼子”真进村了，抱起娃儿就往家里跑。
读书梦碎
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，就有一个是中国人。
广西平果县有三个孤儿。15岁的姐姐卢秀金，没日没夜地干活儿。大弟弟卢兴海交不上学杂费，她拆掉围房子用的木条当山柴卖了。小弟弟要上学时，她再也想不出办法，那些木条子已所剩无几。
安徽太湖县11岁的李明林辍学在家照料瘫痪的母亲。晚上，只要父亲一从地里回来，他便举一支火把，翻过一架山，到小伙伴那里去问字。
胡为忠上三年级时父亲病故。暑假里，他打柴卖。开学那天，他捧着一包硬币去交学费，数来数去，还差八毛九分钱。
河北一位县长进山检查工作时路过一个羊圈，里面传出了读书声。“房”顶上，沤烂了的稻草一滴一滴往下淌黑水；脚底下，一堆堆羊屎散发着恶臭。可是孩子们却全神贯注地朗读着课文。县长落泪了。
水土难留
有人说，人类在黄土高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：砍乔木———割灌木———铲草皮———开荒耕种———水土流失。一言以蔽之曰：越穷越垦，越垦越穷。
黄土高原58万平方公里土地中，就有43万平方公里是严重水土流失地区。50年代，黄土高原流入黄河泥沙12亿吨，70年代16亿吨。70年代以后流失的泥沙，堆成一米见方的沙墩，可铺到月亮后，再铺回地球！
“抱”贫“守”穷
民政部门给宁夏某农民一头牛，帮助其生产自救。三个月后，他嫌养牛辛苦，便把牛卖了，换回一只羊。过了半年，觉得养羊也麻烦，又卖了羊换回鸡，既省事又有蛋吃。到了冬天，鸡不下蛋了，索性把鸡也杀了吃，照旧过他的穷日子。他还四处对人说：“政府不会让咱饿死的，会帮助咱的。”
陕西某县1992年组织300人劳务输出去了江苏无锡，管吃管住，每月还给300元。但三个月后，除60余人外，其他的全跑回来。有的说“活儿太苦，咱哪受过那种罪。”，有的说“生活不习惯。”，有的说“想媳妇想孩子。”
青海某县的年轻人宁可揣着手靠在墙边晒太阳，也不去找活干。他们瞧不起南方来的手艺人，觉得他们干的是下贱活———“咱丢不起那个脸。”
甘肃康县的乡干部向公安部门汇报时说，我们乡没人出去做生意，没有什么治安问题。在他们看来，外出做生意等同于搞歪门邪道。
贵州一位少数民族青年退伍回乡，立志改变家乡面貌。没想到他的服装、发型乃至于早晨起来刷牙，都被乡亲们看成对家乡的背叛而受到冷落。他只好重新结发挽鬓，采用结绳刻木的老方法。
在脱贫致富的过程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县却为能戴上贫困县的“帽子”展开激烈的竞争。有的县领导竟在大会上兴奋地宣布：“经过全县上下的艰苦努力，我们终于跨入了贫困县的行列！”
得而复失
返贫（某些社会群体在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贫困）现象的普遍存在，部分抵消了人们为减轻贫困所作的努力。
杨汝岱同志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后说：“民族地区即使有些已经解决了温饱甚至是富裕了的，一场大雪又变成了光杆司令，成了贫困户。今天脱贫，明天返贫。”
朱?基到广西考察后说，看了这些贫困户，心里非常难过，当时恨不得把身上带的钱都掏出来给了农民兄弟。但这仅是感情，不是政策。我对扶贫方针的理解是：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各方支持，共同致富。不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给多少钱也把它吃光了，不可能真正脱贫。
（《中国贫困警示录》黄传会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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